升空一刻 王 琦 摄

  查看管路 本报记者 曹义成 摄

  神舟出鞘 王 琦 摄

  本报记者 周玉兰

  《兰州晨报》记者 伏润之 齐兴福

  这里，成功发射了49颗卫星、7艘神舟号飞船，相继将6位航天员安全顺利送往太空；这里，奇迹般走出了34位将军；这里，是世界三大航天发射场之一。

  2010年3月6日，中央军委给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记集体一等功庆功大会隆重举行。

  同样的殊荣，发射测试站在2000年就获得过一次。一个旅级建制单位，10年内连续两次被中央军委记集体一等功，实属不易。

  获得褒奖，发射测试站第21任站长郭忠来心潮澎湃，两年前的那个夜晚再次沸腾在他的眼前——

  2008年9月25日晚，神舟七号飞船蓄势待发。作为飞船发射的零号指挥员，郭忠来绷紧身上每一根神经。

  “10、9……3、2、1，点火！”，21时10分，随着郭忠来最后一声指令，一道橘红色的烈焰从火箭底部喷涌而出，耀眼的火光伴随着巨大的轰鸣，映红了大半个天空，神舟七号如离弦之箭，直刺苍穹。掌声、欢呼声激荡在戈壁的夜空，激动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这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记者目睹了火箭升空的壮丽；这一天，中国，为世人瞩目；这一天，中国人倍感自豪和骄傲。

  两天后，中国航天员翟志刚走出舱门，漫步太空，中国航天史上又一个第一诞生了！

  记者进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发射中心刚刚为测试站开完庆功会。意外的是，这里并没有热闹的庆祝场面。一位发射测试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3月6日早晨开完庆功大会，我们马上就接到新的任务，大家又开始忙活了，这会儿你们恐怕找不到人。”

  “先参观一下我们站的历史展馆吧。”这位工作人员带领记者来到展览馆里，这里清晰地浓缩着中国航天史的脚步：

  1959年3月，新中国第一支导弹发射试验部队在这里组建，这就是后来的发射测试站。

  一年后，在这片亘古沉寂的戈壁荒漠上，竖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火箭发射架……随后，我国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第一枚地地导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次“一箭三星”发射、第一次为国外卫星提供发射搭载服务、第一艘载人飞船，都从这里顺利升空。大漠孤城，悄然创造了中国航天史“十个第一”。

  辉煌与荣誉同在。建站51年来，发射测试站先后圆满完成了49颗卫星和７艘神舟飞船的发射任务，载誉无数：

  1999年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一次飞行试验突出贡献奖”；

  2003年被评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集体”；

  曾连续5年被解放军四总部评为“全军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2000年、2010年，中央军委两次为发射测试站记集体一等功……

  目前，在世界的23个发射场中，中国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俄罗斯的拜努尔发射场、美国的肯尼迪航天中心齐名。

  在一幅展板前，记者停住了。这块展板上写着从发射测试站走出来的将军的名字，从发射测试站建站以来，竟奇迹般走出了34位将军。

  这里，又被称做“将军的摇篮”。

  这里，每一个人都会养成这样的意识：我要做到最好，不能让失误出现在我的手上。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主要承担着载人航天任务测试发射、卫星火箭任务测试发射、发射场地面设施设备维护管理等职责，下设若干分支，官兵千人，它是整个火箭发射的中枢。

  对于外人来说，一艘飞船的发射是刹那间的喷涌，是激动、是骄傲。而对发射测试站的官兵来说，每一次发射都是将近6个月的工作，是这6个月里分分秒秒的压力。

  “压力来自不能有失败，不能有疏漏。”发射测试站站长郭忠来认真地讲道。

  1986年美国时间1月28日上午11时38分，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点火升天不久后爆炸，仅仅因为一个O形密封垫圈失效。

  前苏联一架即将点火的飞船，在发射架上爆炸，造成160余人伤亡。

  “不仅是生命的代价，还有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使我们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年轻而又儒雅的郭忠来说起发射如数家珍，“研制一颗卫星，得花费数亿元，这就如同一支上了弦的箭，别说发射失败，就是推迟发射，国家都将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

  “所以说，卫星发射是一项输不起的事业，航天人眼里是不能揉沙子的。”。

  郭忠来比喻说，航天事业的成败，就像摆在脆弱天平上的砝码：这边是千军万马数十年的奋战，但是，另一边只要出现一枚坏损的螺丝钉、塑料圈，甚至是一根毛发都有可能让这台天平倾倒！

  问题是火箭产品相当昂贵，不可能拿火箭产品去“练手”，如何才能让发射测试站的官兵熟练掌握各个操作流程？

  “合练，只有合练。”合练相当于模拟演练。“我们在没有发射任务的时候，不断练习、练习、再练习。”发射测试站地面设备站站长孙耀东告诉记者。

  合练的细致，远远超出任何职业者的想象。细致的合练，也造就了这支队伍严谨的作风。

  一根小白毛的故事至今被口口相传——

  20世纪60年代中期，某型导弹即将发射，操作员王长山发现弹体内一处插头接点上有一根几毫米长的小白毛。他用镊子夹，细铁丝挑，均未成功。后来，他用一根猪鬃，费了很大劲才把这根小白毛挑了出来。钱学森知道后，专门把这根白毛收藏起来，并说：“我要把它带回北京去，这是作风细致最典型的事例，每一个科技人员都应该从中受到教育。” 

  30多年后，同一幕在发射测试站重演。

  2001年8月，“神舟”三号飞船三舱对接时，穿舱插座有一个接点信号不通。协作单位的技术人员认为，插座接点都是双备份，不会影响测试。但发射测试站“固执”地要求进行全面复查。这意味着地面发射系统加注、供气、供配电等近百个专业的数千余台（套）设施设备必须重新检修一遍，工作量整整增加了一倍。

  复查结果令人后怕：有问题的插座竟有数十个！问题插座被全部更换。

  载人航天工程采取“三垂一远”发射模式后，要求飞船吊装对接一次性成功。吊装官兵就模拟火箭起竖、翻转的全过程：他们在大型桥式吊车上悬挂一瓶红酒，在地面摆放3组高脚杯，每组5个杯子呈金字塔形，操作手坐在斜上方20多米高的控制室内反复苦练。在实装演练中，操作手可以在8分钟内，一滴不洒地将红酒均匀倒入15个空杯当中，这听起来像是表演杂技；吊车平移时，钢丝会发生甩动，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必须恰到好处掌握好大车小车的运行速度和惯性。这项技术，吊装官兵摸索演练过上千次。

  火箭上有的插头内径不足2厘米，却密布了多根直径不到0.5毫米的芯针。为保证一次性连接到位，每个平台操作手都要成百上千遍的练习。现在，他们一瞄就能分辨出插头型号，用手一掂就能判断出插头种类，用耳一听就能知道是否连接到位。

  一次火箭发射前夕进行平台测试安装，当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将用于火箭飞行姿态控制的精密安装陀螺装入火箭制导平台时，平台组组长张洪桂突然说：“停止安装，陀螺有问题。”只见他弯腰用镊子从地板上夹起一粒针尖大小的玻璃丝，“这一定是从陀螺上剥落的。”一检查，果不其然。

  地面设备站的官兵告诉记者，对个人而言，最危险的就是燃料加注和点火发射环节。超过400吨的燃料属于剧毒、易燃易爆产品，为安全、顺利、准确地把这些推进剂加到火箭里面去，加注官兵就用黑布蒙上眼睛进行训练，直到操作手做到在指定时间内闭上眼睛操作到位。

  有人把发射测试站的官兵比做螺丝钉，郭忠来却说，这上千颗“螺丝钉”都是唯一的，任何一颗螺丝钉出现疏漏，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发射。这里每一个人都会养成这样的意识，我要做到最好，失误不能出现在我的手上。

  “这种压力的背后，其实只有两个字：责任”。郭忠来站长说。

  在这里，每一个数字里面，都包含着一种牺牲、一种奉献；在这里，我们强烈感觉到一种价值感真实存在着。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被批准正式上马，而发射场就定在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选择酒泉作为航天发射基地，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首先，酒泉发射场所在的低纬度地区，地球转动速度大，可使被发射卫星的轨道速度越大，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节省燃料。酒泉发射场区位处戈壁滩，航区200公里以内基本为无人区，火箭残骸坠落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酒泉发射场属于内陆及沙漠性气候，全年少雨，雷电日少，每年约有300天可进行发射试验。

  让发射测试站三室高级工程师崔周顺记忆犹新的是，1985年以前，一年只有一颗或者两颗的发射任务，发射条件也差。“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上马之后，任务比较饱满。”

  “我想，这既是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也是我们航天事业技术能力的体现。”崔周顺说。

  饱满的任务在发射测试站的官兵眼里，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任务没有假期，人就没有假期。

  发射测试站地面设备站站长孙耀东家住酒泉市。虽然这里每天都有往返的班车，但记者见到孙耀东时，他已经8个月没有回过家了。

  孙耀东言语不多，眼神中透射着一种航天人特有的豪迈。但每当提及家人，他的言辞就会放慢，也会无奈地笑笑——结婚8年，回家的天数加起来不到5个月。

  “不是我不想回家，实在是太忙了，航天无小事，这里一刻也离不开呀！”

  地面设备站是发射测试站的一个勤务保障单位，小到供电、供水，大到飞船吊装、组合，每一个细节，孙耀东都要过问。

  2008年，孙耀东被评为“十大陇人骄子”。然而，这位“骄子”在儿子眼中却是个“很不称职”的爸爸。

  儿子牙牙学语的时候，孙耀东的爱人就让孩子对着墙上的结婚照一遍遍喊“爸爸”。当孙耀东抽空回家时，孩子却吓得哇哇大哭，倒是对着墙上的照片喊爸爸……孩子已经上学了，但每次通电话，孩子都和他无话可说……

  对于妻子和孩子，他亏欠太多。

  1997年进入发射测试站的四级军士长何建军负责发射场的供气管路，每年他只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长时间和家人分别，这个非常阳光的四川小伙子轻轻地说：“空闲时还是想家……”一谈到工作，小何打开了话匣子：“我们给航天员提供高纯度的氧氮混合气体，这种气体的精度和纯度能达到99.999%，国内尚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制造出如此高纯度的气体。”

  “35兆帕的高压气体，目前只有我国和俄罗斯可以造得出。”说到这里，小伙子自豪地笑了。

  神舟六号火箭加注的前一天，加注指挥员李伟突然接到家里电话：父亲因车祸去世！

  临阵换将是大忌。李伟这样说：“神六发射成功是我父亲的心愿，他也不希望我此时离开岗位，这个指挥我继续当！” 神六发射成功，当他赶回家时，父亲的墓碑边已经长出了青草......

  在发射测试站，这样的故事举不胜举。东风小学是发射中心的子弟学校，每到放学的时候，就可见到很多五六岁的孩子，胸前挂着钥匙，独自回家。在航天城，十来岁的孩子在回忆他们的童年时光时，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很少看见父母，时常在邻居家里蹭饭、甚至住宿……

  “也许，在外界看来，发射测试站乃至整个发射中心的每一次辉煌，属于一线的发射人员，其实，每一次成功的发射，属于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努力和坚守。”郭忠来说，有些岗位的同志为航天发射做了那么多年工作，却从来没有机会在现场看到火箭升空的壮观场面。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样一组数字：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以来，全站有1000多人放弃或推迟假期，100多人推迟婚期，40多位军人在妻子分娩时不能照料，90多名同志的亲人病重或病故没能回家看望……

  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意味着一种牺牲、一种奉献。

  2008年，兰州十四中一位老师来发射测试站参观后感慨：“在这里，我强烈感觉到一种价值感真实存在着。”

  这里， 一代人逝去，一代人又来。如同一片浩瀚的胡杨林，我们只知道，每棵树的名字叫“胡杨”。

  当年的荒芜戈壁，现在已然成为一座城镇，起名“东风航天城”。

  走在这座小城里，一排排的白杨、胡杨树参差而立。经过了几代航天人的努力，航天城绿化带的覆盖率都在30%以上。走在街道上，可以看见银行、邮局、小超市，还有一个十几米长的菜市场。

  虽然具有完善的生活基础设施，但与“城市”相比，大漠深处的航天城无疑是孤独的。

  对此，发射测试站勤务营政治教导员陈修东说：“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发射场刚建立的时候，前辈们都是在沙地里挖一个坑，搭建成简陋的‘地窝子’，现在你看看，修建起来这么多住宅楼，里面也通了暖气。1996年之前，我们这里吃的新鲜蔬菜都要去酒泉运，遇到大风雪，基本靠土豆和大白菜维持，吃的肉就是猪肉罐头。”

  “今天你们可以尝尝这里的西瓜，城市里的西瓜肯定没有这么甜，这是我们无土栽培出来的。我们不但种植蔬菜，还养猪、养鸡。这些农副产品基本可以保障全站官兵平时吃的。”陈修东的言语中充满着骄傲。

  是的，这里的人，任务随行，有的人几个月不出这个圈子，有的人两三年无法回家。

  时代变迁，但镇守在西北大漠中的这些军人的信念和追求始终没有变。发射测试站高级工程师崔周顺是个“全能”专家，多年前一家地方电力公司看中了他过硬的技术，许诺高薪劝他转业，崔周顺不为所动，他轻描淡写地说：“我们的个人命运，已经深深融入到了航天事业当中。”

  是什么让这里的军人一代又一代，对个人生活、待遇选择舍弃、舍弃、再舍弃？孙耀东说了四个字：“忍耐、坚守。”

  新的时代，新的官兵在这里义无反顾地坚守着，这座城市的另一端，还有一块土地上，也在履行着坚守。

  跨过美丽的神舟友谊大桥，沿公路向东南行进，就到了东风烈士陵园。

  这里，安息着600多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牺牲了的将士和职工。

  白杨傲立，红柳摇曳，眼前如林的墓碑，俨然是一方威武的军阵——

  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聂荣臻元帅的墓碑两侧，将星闪耀：孙继先、李福泽、张贻祥……这些都是可以写进共和国航天史册的奠基人。

  孙继先，中国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第一任司令员，50多年前从朝鲜战场归来时，他还不知道火箭长什么样。

  几年后，这位当年在长征途中抢渡大渡河的红军营长，凭着一股子豪情壮志，带着他的士兵们，将新中国的第一枚导弹绑上了发射架。

  将军临终留下遗言，他的骨灰一定要葬在靶场所在的戈壁大漠上。

  将军们的墓后，是一个个士兵的墓碑。墓碑呈纵队静静排列，似乎还在等待将军的调遣。

  发射测试站战士王来，牺牲时只有24岁——

  那是在一次大型试验任务之后，一名战士在泄除液氧时，不慎引起了爆燃。加注手王来见状，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拼命地扒下那位战友已经起火的衣服。战友得救了，而他自己却在液氧分子的包裹中，成了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

  当更多的战友向他冲来时，王来留下了最后一声吼叫：“别过来！”转身便向戈壁深处跑去，10米，20米……

  燃烧的“火炬”离战友、离装备车、离高压线越来越远，戈壁滩上留下了38个焦黑的脚印……

  王来的墓旁边，是烈士李再林的陵墓，这个入伍不到两年的河南籍战士，在这里已经静卧了近40个年头。1967年7月14日，李再林在执行试验搜索任务时迷失在茫茫大漠。夏日的沙漠地表温度高达70多摄氏度，据说当战友们在沙漠中找到李再林时，他已被晒成一具干尸……

  士兵的“队列”中，另一块墓碑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是第一位在这座陵园安息的烈士。如今，人们只知道他是1958年第一批开进戈壁滩特种工程兵的一位战士，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墓碑上只留下“烈士之墓”四个字。

  走过烈士陵园，走过烈士们生前战斗过的发射场，烈士们生生不息的气息无处不在。

  有一种植物叫胡杨，它在干旱、多变的恶劣气候中，依旧枝繁叶茂，人们又将胡杨称为“沙漠的脊梁”。

  一代人逝去，一代人又来，在这样年复一年的坚守中，发射测试站的官兵们，驻守起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脊梁。

  在发射测试站官兵口中，有一首很著名的诗歌在传诵，这首诗歌的作者是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崔吉俊。

  这位从发射测试站走出来的领导，把自己的青春留给了戈壁天空，他的诗，也如同一位正在坚守的战士：

  “胡杨，生，千年不死；死，千年不倒；倒，千年不朽。它们是英雄的树，选择了戈壁，就选择了它们顽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