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何家垅军休所退休干部 刘荣华
在与同学、战友的聚会中，好多人说我是个幸运者,听到这话，我十分惬意。回忆自已所走过的路，我的幸运源于党的教育、军校的培养，所在部队首长对防化兵的重视；源于直接领导的信任、引导和宽容；源于获得的良好机遇；同时也源于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自己对防化事业的追求与忠诚。
一，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5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我和熊志超同学被指派代表三大队去参观首届全军运动会。当天，校部把我们从昌平县后章村送到了位于北京地安门火神庙的化学兵学校招待所。
“八.一”清晨，在校部负责同志的统一带领下，来到先农坛体育场。划给我们的位置，正好在主席台左侧第一看台，相距仅10米远。9时左右,《东方红》乐曲响起，忽见对面看台上最后几排的观众,涌向最高一级向外张望。接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和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我和周围的战友，也含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尽管当时下着大雨，大家全身都湿透了，却没有人站起来避水。我更是目不转睛盯着主席台、望着毛主席。心里渴望再近一点。当从战友那里借来望远镜后，毛主席下巴上的那颗痣都看得清清楚楚。越看心越激动不能自己。同时，进一步坚定了我“当个合格防化兵，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决心。
二，首次组织大批量防毒面具效能检查
我师后勤仓库，代存着一大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缴获的美、日、蒋式军用防化器材，仅面具就有近两万具。为保障部队首次现代化、正规化战备训练，1955年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我师：迅速完成这批面具的防毒效能检查，调拔给其它部队，保障“三防”训练。时任师防化参谋的我，带着刚组建的师防化集训队独立班十三人，迅速投入了工作。
朝鲜的五月，白天的气温大多还在零度以下，要在野外大帐篷内，迅速造成既定浓度相当困难。经模索和实验，找出了用军用水壶装开水，将凹部朝上，铺上棉花，按定量将氯化苦（检查用毒剂）倒在棉花上，让其自然蒸发的办法，使难题得以解决。接着我又总结经验，想出了三条措施：一是重新分工进行流水作业，避免重复劳动；二是增设一个高浓度检查帐篷，省下了经过“剌激浓度”检查后，停下来重新补充浓度、重新布毒等环节；三是对新品采取抽查的方法。从而加快了检查进度。同时，我们加班加点，即使在手被冻伤，脸、耳也因反复戴、脱面具被磨破的情况下，仍咬牙坚持，不到半月便完成了检查任务，并按要求提前将面具调拔到了其它部队。我师受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表扬。
三，参加首届全军防化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
1957年初，我从师机关下到三团防化排任排长。防化排编制有四个班，每班４人，装备有：辐射级仪、乙丙仪、测风仪、望远镜、侦毒器、面具、防毒衣、冲锋枪、子弹袋、水壶等15种器材。单兵负荷约50斤，携带器材的背带有9-10条，背在身上前后左右挂得满当当的，带子勒在身上连呼吸都很困难，行动时体力消耗可想而知。
目睹这一状况，激发了我改进装备携带方法的设想。经过多次试验，一个“化学侦察员背包”革新成功了。用这个背包除枪和面具外，均固定在“背包”上，减少了6-7条背带，行军及展开装备时轻松、快捷多了。1959年秋，原武汉军区通知我师，让我带上“化学侦察员背包”和防化处参谋胡志祥一道，进京参加“首届全军防化技术革新经验交流会”，并在大会作了重点发言。会议期间，叶剑英、聂荣臻、黄克诚等军委首长，在国防部大楼前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首长就坐时，均和身后同志一一握手。当时，我正好站在叶帅的身后，感到幸运极了。
四，发现并总结出“简易侦毒法”
1960年5月，武汉军区举行首届防化兵大比武，我担任侦毒评判组组长。当时的侦毒、虽说只有芥手气、路易氏气、苯氯乙酮、亚当氏气四种毒剂，由于正规训练刚起步，器材保障十分有限，要达到“侦得准，侦得快”的要求，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对潮湿地面（中水）路易氏气侦检，由于其水解后的生成物极难挥发，用规定的“基本侦检法”根本侦不出来，而成了当时侦毒的“拦路虎”。因此，这次比武布毒时，特意避开了潮湿地面。“天有不测风云”，实施不久，竟然下了一阵小雨，布毒点上白花花的一片，路易氏气的外部征候十分明显，让雨后第一个来侦毒的兵吃尽了苦头。
在清除侦检点上用过的物品时，我突然发现：被参赛侦察兵扔在侦毒点上，并踩了一脚，原来未反应的侦毒管，出现了明显的正反应。我立即示意出发点暂停“发兵”并亲自进行侦检。当我使用顶破了试剂的侦毒管，硅胶一接触染毒地面时，立即出现了正反应。我一连试侦了数支，都获得了相同的结果。之后，我将这一发现和侦检方法写成了“接触侦检法简介”一文，经总参《防化学兵》杂志刊发后，在全军防化兵中引起了激烈反响。后来，我通过试验，又成功解决了侦毒中的又一个难点：对Ｖx（维类）毒剂的侦检。并逐步总结出了“棉球法，顶针法，纸导管法和沾水法”等一系列“简易侦毒法”。推进了“侦得准，侦得快”要求的落实。
五，参加首次“核条件下防化机关工作效应”
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沾染，由于散布面积大，杀伤持续时间长，一直是“核武防护”的重要内容。在某次核试验中，武汉军区防化部（我和黄传林参谋）和福州军区防化部邱在国参谋，被指定担负“机关防化保障效应”组；用装备的68型核观测仪测定数据进行“瞬时估算”；用“椭园法”进行“沾染估算”。结果：我们的“瞬时估算”与设计当量完全吻合；“沾染估算”：按规定方法准确率为50%；用地面风情修正的估算准确率达到90%。可见高达数百米的地面风层，对沾染区形成的影响。在现场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我提出了：“沾染估算”在高空风与地面风出现差异时，应根据两者形成的“差角”，作适当修正。并建议有关部门，根据历次核试的“沾染估算”与实测结果，结合地面风情求出“修正系数”来。为合成军首长迅速定下防护决心争取时间。这一建议获得了与会同行的热烈赞同。
六，改革训练，突破难点
侦毒、沾染检查、淋浴车生火造压，是全军防化专业训练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我调任军区防化团副团长后，结合训练深入探索、大胆改革，实现了上述难点的突破：
在侦毒训练中，我总结的《改革侦毒的几点做法》得到了总参防化部的肯定；我组织专班，对“影响沾染检查测量结果和测量时间”的几个问题，进行大量试验，找到了规律，克服了“漏点，错报，沾染，超时”等，老大难问题。所撰写的《对沾染检查中几个问题的剖析》一文，为总参修改教材、修订考核标准，提供了有力借鉴。
淋浴车生火造压，通过改革，将难于在四十分钟完成的“优秀”标准，缩短至十五分钟以内。
全团训练由“及格”上升至“优秀”。并在1978年军区第三次防化兵大比武中，一举夺得11个项目中的10个第一，一个第二。